赢了什么,醒来作甚?

詹得雄

新华社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参考消息》常务副总编、参编部副主任、新华社新德里分社社长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际环境变化的回顾和思考

作者:詹得雄,首发于《参考消息》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挨打、挨饿、挨骂,却在逆流中昂然挺立、逆风中茁壮成长,环顾全球,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媲美的第二个大国。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开始有人问:“中国是怎么挺过这100多年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又有人问:“中国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到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西方舆论出奇地一变,11月美国《时代》周刊和德国《明镜》周刊不约而同地在封面上用中文和拼音惊呼:“中国赢了”,“醒来!”。这种变化说明世道真的变了,人们的认识也不得不变。很值得对“赢了什么?”“醒来作甚?”作一番深入的思考。

赢了什么?


2017年11月13日美国主流杂志《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印上“中国赢了”,这在该刊历史上还是首次。

与封面相呼应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的文章《中国经济是如何做好赢得未来的准备的?》。文章说,西方曾预言,要么中国按西方的理念改革,否则一定无法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生存,“如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更为完善,甚至可能比美国的制度更具可持续性。……尽管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利用国有企业增强中国共产党国内影响力的能力,使得这个新兴大国有望在2029年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

赢了什么?准确地说,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赢了又一个回合,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首先,在政治上赢了。中国没有走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优势,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

回顾改革之初,中国刚刚从一场严重错误中走出来,创巨痛深,百废待兴,到底该往哪儿走?怎么走?并不清楚,所以才发出“杀出一条血路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呼声。此时的西方心中暗喜,他们心目中已经为中国设计好了一条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培养一批具有西方理念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待到中产阶级壮大了,他们就会要求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照搬西方多党议会民主,“融入世界(实际是西方)主流。”一旦中国陷入党派的对立斗争,西方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把中国变为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和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经历了一段凶险的时光。那段时间,大学社科讲台几乎被西方舆论和“学术”控制,有的刊物公然鼓吹改变社会制度,打的旗号是“要民主”。他们攻击党的领袖,篡改历史,污化英雄人物,嘲笑拥护党的言论。有的公然在网上煽动:“赶快站出来,再不站出来,就永远站不出来了!”西方鼓动香港青年“占中”,期盼乱中,其乱党乱国之心毕露无遗。

这些人中,除了极少数拿西方钱的“别动队”外,绝大多数是思想中了西方毒的知识分子。很可惜,他们是拿着老百姓的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千万不要淡化、忘却这段经历,不要沉浸在物质的丰饶中,昏沉沉当了对手的俘虏。

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思想上松一松,对方就攻一攻。你退让一点,就会有晴天霹雳。思想阵地上是万万不能让步的,一寸也不能丢,一丝一毫也不能动摇。对不同意见应该讲包容,但对要你命的说客决不能宽容。

有人喜欢经常引用一句话来堵我们的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批评我的权力!”别太天真了!应该这样说:“我真诚地欢迎不同意见,但我决不宽容要用语言来置我于死地的人。”

苏联改革的失败,主要教训是怀疑以致彻底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一帮人经常聚会喝酒,对改革一筹莫展,却得出结论:必须彻底推翻重来,全盘西化,结果苏联人民遭了殃,一大批开始跟着手舞足蹈的知识分子,等到残酷的现实来临时,醒来已晚。

万幸,党中央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断了他们的妄想,从而保证了“中国赢了”。若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我们糊涂、让步,决不会有中国今天扬眉吐气的一天。经验教训深刻,万万不要忘记。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在是世界上最管用、最有效、最能顺乎民心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下去。还有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对网上舆论的管理和引导一度缺乏经验,导致混乱和失控,教训十分深刻。

其次,我们在经济上赢了。不仅仅是GDP,而是在人类历史上出闯了一条新路,那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正是西方极为反感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之时,也正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用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的话来讲就是:“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主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令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说白了就是让能人放手赚钱,不问手段,不问道德,不管贫富差距。

他接着写道:“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人阶层有利的财产重新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置于相对资本而言劣势的地位。”

把这种学派变为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他们的继任者一个个变本加厉,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在资本忘形狂欢的20多年里,虚拟资本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正当华尔街陶醉在赚钱的疯狂中,2008年,一场大危机突然爆发。有名望的西方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科勒德克最近写道:“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这个宝贝,也正是西方在我改革开放之初极力要我们接受的理念和政策,国有企业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而妨碍他们金融自由化的防火墙,也正是他们恨之入骨的东西。他们要我们相信市场万能,市场本身会完美调节,政府不要去管。

西方学术界一直在向我们普及所谓的“价值中立”概念,即社会科学也同自然科学一样1+1=2,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要把西方中心的理念强加在我们头上,要我们不要去想这种理论的“利益视角”。

万幸,中国没有接受这一套,受其影响是有的,但我们坚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我们敞开国门,欢迎外资,也接受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思想资源,但喝了可口可乐,我们还是中国人,还要办中国的事。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1月25日一篇文章的作者说,他坚信西方经济理论的普适性,但看了中国的实践他动摇了。他写道:“我们不确信(中国的)这些政策会把中国带到哪里。但照目前的趋势发展,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国可能会找到办法将政府行动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瞄准并取得我们更开放的经济可能不可企及的积极效果。也许我的经济规律最终牢不可破,但由于中国,我也做好了修正它们的准备。”

第三,也许更可贵的是,我们在思想上赢了。我们抵制了政治上全盘西化,经济上照搬西方理论与制度,用自己的探索取得了令世界惊讶的经济成果,西方舆论承认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更令他们觉得可怕的是中国人自信了,在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们想替中国人思维,而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思维。他们忧心忡忡:中国人凭借这种自信,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模样?

自信是要有实力作为基础的。在晚清的时候,有些中国人在洋枪洋炮洋货面前缺乏自信。在民国初期,有些中国人在西方文明面前缺乏自信。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有些中国人在强盗的现代化武器面前缺乏自信。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根本上扭转了亡国灭种的衰败趋势,领导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现在正在强起来。我们的自信来自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自于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来自于我们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不信上帝,相信以人为本,顺应客观规律,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

改革之初,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成绩斐然,进入了新时代。有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詹天佑从美国学来了修铁路的技术,历尽艰险修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但几十年来,他的家乡婺源,没有一条铁路。近10年来,不止一条铁路修到婺源,而且是高铁。今天我们要到外国修高铁。如果美国放下架子,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修高铁。抚今追昔,我们就会明白,今天的自信来自哪里?

醒来作甚?


德国《明镜》周刊11月11日的封面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拼音字:“XING  LAI”(醒来),还打了一个惊叹号,底色是中国国旗的红色。细观全文,其实作者的重点不是说中国醒来了,而是中国醒来后,西方得快快醒来。

他提醒,中国的了不起或可怕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在于“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是伟大的创造,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对象”。这一点更令西方担忧。一直以为自居“山巅之城”的傲慢的白人,忽然发现山下有一大群也很优秀的人在一条更合理的道路上做着出色的事情,仿佛地震了,山也摇动了。

美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写道:“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关系到一切。西方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即世界是它的世界,国际社会是它的社会,国际机构是它的机构……普世价值观是它的价值观……今后情况将不再如此。”

于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流行了,硬说中国要挑战美国,要争夺美国的霸权。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给中国扣了两顶帽子:“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无法改变的现实是,中国人说:我并不想挑战你,不想当头;但美国人说:你强大了,本身就是在挑战我、威胁我。

找不到上帝来做裁判,中国唯一能做的是行动。十九大报告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在国内今后几十年要做的事情,也告诉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们是不会去抢别人的死耗子的。习惯了冷战思维的西方总怀疑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像他们推广西方民主那样,把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到他们的头上,同他们之间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

社会主义掌握政权100年的历史证明:用强力搞所谓的“赤遍全球”是行不通的,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来办。美国的资本主义搞了两百多年,有过自己的辉煌(当然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今天遇到了很多难题,如何解决,不决定于中国,而是决定于美国人民。上次大选中,桑德斯先生主张社会主义,落选了;特朗普先生主张恢复旧式的资本主义,正忙着。前途如何,大家都很关心,但大家都不会越俎代庖。

中国的主张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行事的指导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我们都说得明明白白,诚诚恳恳。至于美国和西方信不信,愿不愿意大家一同发展,也不取决于我们。近来,中国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和收购,美国以安全理由拒绝。中国的基金会向美国学术机构捐点小款子,美国人惊呼中国人要“和平演变”他们。

美国人历来给人的印象是:虽然粗一点,但也还大气。为什么现在这么小气起来了呢?若用美国的标准来审查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有几个能通得过?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公然进行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每年都发钱,这算不算威胁中国呢?

中美矛盾,说到底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矛盾。中国很大气,早就不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了,也不会代替美国人民来改革美国,美国何去何从,是不是也该“醒来”了?

中国要做的是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和行为准则,共谋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朋友越多越好,谁要来挑衅,我们也不客气。

几点思考


1、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人类经历了资本主义从兴旺到衰落的过程,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9·11”、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和瓦解。人类对美好生活(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伴随着科技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呈波浪形前进。人类是带着一个大问号进入21世纪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2、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正遇上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狂欢和苏联的瓦解,西方陶醉在“历史终结”的虚妄之中,满有信心地要把中国引入“世界主流”,俯视我们,往往流露出一种“怜悯”和“仁慈”,关系似乎好处一些。

现在西方惊呼对中国犯了大错误,比如让中国加入世贸,所以说什么也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正在琢磨如何对付一个他们不喜欢却又已经开始强大起来的中国。是硬一点还是软一点?可是中国似乎软硬不吃。

3、美国现在已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是对既有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打算处处同中国竞争,设法遏制中国。生意还是要做的,但希望占便宜越多越好。我国今后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拥有两股气,即正气和底气;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比于霸权,这是正气;中国有近七十年发展的伟大成就,早已不是小米加步枪,这是我们的底气。

因此,今天中国抗拒风险的能力已大大提高,不怕任何风浪。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朝鲜也无可奈何,暴露了纸老虎的本质,还能压服中国?

4、今后几十年,世界的变化取决于资本主义如何演变和社会主义如何发展。西方的一人一票能否推动社会变革?是变得福利越来越高、政府债台高筑、政局持续动荡?还是理性占了上风,出现一个中兴?现在西方知识界的回答是不知道,前途黯淡。

按传统的理论,资本主义会在一场革命中变为人民掌权,目前看来不可能。西方国内矛盾激化时,有可能将人民不满引向国外,中国常常是他们转移矛头、嫁祸于人的最好对象。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这就是我们今后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5、世界的变化往往与地球上人类的新老更替密切相关,目前有“一老一少”的问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发达国家,我国是未富先老,这对各国来讲都是巨大挑战。

近见德国《明镜》周刊也在谈养老困局,一方面是钱不够用,另一方面是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去照顾老人。日本老龄化更加严重,因此设想军国主义复活有点不着边际。

另一个是青少年问题,似乎各国都在担心年轻人贪图娱乐,胸无大志,超越道德底线。还有一个新动向,西方青年忽然觉得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弊病太多。这些倾向都值得重视。

继续往前走的,永远是年轻人。世界是他们的,他们会接受、创造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也许对他们来说,今天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重要问题。随着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他们会思考和解决新的问题。

6、中国是人类的希望。伊恩·布雷默的文章说:“2018年的世界将悬而未决,继续对中国模式和世界模式进行比较。对美欧来说,中国模式乏善可陈,而对其他多数国家来说,中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选择。”

每个中国人现在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不称霸,不强迫别人,但我们要做出榜样,尤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左传说:“人弃常,则妖兴。”若放弃了纲常,越过了道德底线,财富越多祸害越多。

中国过去四十年学了西方很多好东西,但也深受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今后要扎扎实实地改正过来,把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大大地发扬起来,才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重任。无论什么制度都是要由人来管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道德水平,特别是领导人的道德水平,决定社会的成败兴衰。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詹得雄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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