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继续在阵痛中艰难调整

詹得雄

新华社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参考消息》常务副总编、参编部副主任、新华社新德里分社社长

诸如此类,使人强烈感受到世界在剧烈调整之中,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文章标题所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崩塌”,而前面会发生什么,却一时难以看清。

2016年,世界带给人们的阵痛超乎想象。

7月14日,法国南部城市尼斯84名无辜民众死于一辆重型卡车的碾压。7月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5名警察遭枪杀,另有多人受伤。7月17日,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3名警察遇袭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这种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恐怖袭击,给人一种动乱的感觉。

今年更令人惊诧的是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是6月23日英国公投脱欧,还有美国11月选出了一位似乎最不靠谱的总统。此外,菲律宾新就任的总统杜特尔特出人意料地到北京来向中国示好。

去年因击落俄罗斯战机而剑拔弩张的土耳其,今年主动同莫斯科改善关系。叙利亚政府一度岌岌可危,今年却在俄罗斯的力挺之下逆转颓势。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因大量接收难民而被誉为道德模范,今年其所属政党却在地方选举中失利。

诸如此类,使人强烈感受到世界在剧烈调整之中,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文章标题所说,“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崩塌”,而前面会发生什么,却一时难以看清。

美国民众在体制内造反

本次美国大选令很多人莫名其妙。名校出身、身世显赫的精英代表希拉里输了;而商人出身、举止粗俗的特朗普却赢了。这是为什么呢?

即将卸任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日前在柏林表示,他对西方阵营中民粹主义崛起和到处弥漫的“焦躁”情绪感到担忧,其表现就是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意大利的修宪公投等。他忧心忡忡地说:“你们可以从当今所有人的情绪中感觉到,有些事情进行不下去了。”

哪些事情呢?概括起来说两件:政治上的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

三十多年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在政治上推行“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要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彻底改造世界。凡是赞成他们的就是盟友,凡是不听他们的就是敌人,或曰“流氓国家”“邪恶轴心”。

另一件事就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它主张放手让会发财的人快快发财,政府给他们减税,并减少工人福利。其理论根据是:只要社会上的财富多了,就会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地滋润底层的平民。结果呢?上层的1%的人越来越富,而下面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几十年收入不增,最底层的穷人生活更是艰难。他们的普遍感觉是下一代的生活将不如自己。

富人为了发财,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产业空心化,把企业搬到工资很低的别国去;二是经济金融化,华尔街的精英们靠让人看不懂的“衍生金融产品”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口袋里掏钱。

前者造成了工人失业,后者造成了次贷危机和贫富极度悬殊。所以,当桀骜不驯的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疾呼:“全球化使得向政客捐款的金融精英暴富,但留给大批美国工人的却只有贫困和烦恼”时,听众当然会狂热地为他鼓掌,把他视为劫富济贫的罗宾逊,尽管大家知道他是一位住在金碧辉煌的豪宅里的亿万富翁。

澳大利亚报纸评论说:“在整个冷战后时代,美国一直被困在它异常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理想与日益严重的国内分歧之间,这个矛盾现在突然发作了,一种失败的政策只能运行这么长时间,然后就要承担恶果。”

所以,深知内情的克里不得不说“有些事情进行不下去”了。美国民众利用这次大选的机会造了精英的反,乱哄哄地硬是把一个让人不放心的“非精英”推上了总统宝座,看看他能否改弦更张,让“美国再次强大”。

民粹主义并非混乱根源

对于当今乱哄哄的世界,西方舆论似乎找到了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民粹主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文章说:“脱欧公投和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被视为民粹主义革命的标志。”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极其模糊、极其宽泛的概念。

这个词的词根是“民众”,也许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大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选民们一片嚷嚷,这是民粹,但要把嚷嚷往哪儿引导,则需要主义。所以有民众的、政客的、左的、右的、激进的、温和的民粹主义。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杂志上写道:“‘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阶层给他们不喜欢的,但得到普通民众支持的政策贴上的标签。”此话有理。他接着写道:“当然,民主的选民不会总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全球化使得政策选择变得如此复杂的时代。但是精英阶层也并不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民众选择的拒绝,常常会掩盖他们赤裸裸的自身立场。”

当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们一个劲地鼓吹民主普世和经济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时,特朗普听到和利用了民众的真实呼声。美国有几个州现在被称为“铁锈地带”,那里曾是美国工业的骄傲。白人蓝领工人那时在福特汽车厂流水线上工作,收入可以超过教授。但自从日本的丰田汽车在国内外与之竞争后,这种好日子慢慢消失了。现在其他国家的汽车也加入竞争,弄得当年锃亮的机器生了锈。精英们可以理解全球化的总体好处,但工人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不要说底层民众,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难过。美国《大西洋》月刊今年刊登了一个调查结果,问卷是:“为应急,你如何支付一笔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的费用?”

结果47%受调查的美国人称需要借钱或者变卖一点什么东西才行。该文的题目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耻辱》。听惯了美国人豪言壮语的外国人,读了此文真有点惊诧。

被誉为最聪明的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12月写道:“眼下的重点并非英美两国选民做了怎样的选择,而是精英们应当如何应对。”他认为,如果把选民的选择斥之为“粗鲁的民粹主义,将是大错特错”。

福山的分析则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对民众的动员并不存在天生的好与坏:它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也可以带来可怕的结果。美国政治体制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的衰败,除非民众的愤怒导致出现明智的领导人和良好的政策,这一体制才会得到修复。”特朗普会是这样的领导人吗?顺便说一句,福山就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

现在选民还是在体制内造反,要是还达不到目的,又会怎样呢?

西方民主制度亟待反思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美国大选后对记者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抬头标志着愤怒与恐惧等政治情绪的上升。民主国家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无法应对。这是当代的巨大挑战。”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曾对《今日美国报》记者说,西方民主目前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如果选民认为现有体制无法推动国家前进,无法带来他们想要看到的改变,选民就会被持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吸引。

这些看法同30多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后一度时髦的“历史终结论”大相径庭。

那时的西方兴高采烈,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加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治理世界的绝对真理,忽悠得别的国家的一些人迷迷糊糊地相信:富强的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全盘西化”是迈向政治昌明、经济发达的唯一道路。

事实是最能教育人的。美国的坦克开进了巴格达,却没有建立什么民主制度,各国、各民族、各教派之间的争斗,依靠的是武器而不是选票。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了民主架构,却在议会中解决不了老百姓关切的问题。

再说经济,按他们的理论似乎市场是万能的,是自己会进行完美调节的,实行的结果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1%与99%的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占领华尔街”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个凶兆。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迈克尔·茨威格说:“在美国的经济学专业中,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经局限为一种对市场的研究,就好像市场等同于经济一样。”

西方的精英擅长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吹嘘为灵丹妙药,急着拿来“普世”:国家治理不好吗?实行民主!经济搞不好吗?相信市场!人们一度敬他们为权威,等到这些难题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弄得一塌糊涂时,便只能哈哈一笑,一哄而散。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此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他写道:“民主制和资本主义都假设人们有权享有自主能动性。人们必须被视为能动者,而不只是他人行使权力的对象。

然而,也很容易看出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主制支持平等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平等主义。如果经济挣扎着出了问题,大多数人也许会选择独裁主义。”

这就是西方社会面临的制度性危机。为了在世界上称霸,维护美元印钞权,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高喊民主,为自己干涉别国找到道义上的依据,而一旦本国老百姓真的觉醒过来,争取民主权利,他们却称之为民粹主义,而不好好想想老百姓到底要的是什么,能否满足?

如果问题十分棘手,政客们又有一招:搞公投。英国保守党内有强大的“疑欧派”,时任首相卡梅伦难以应对,不敢明确表态,便诉之公投以推卸责任。

公投多么民主啊,一人一票自己选择。但你要普通民众对如此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投出理智的一票,行吗?结果仅以4%的微弱差距决定了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至今也不知如何收场,而卡梅伦拍拍屁股度假去了。

至于西方民主的金权政治、否决政治和短视政治等弊病,近些年来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就不再赘述了。

中国引领世界未来进程

特朗普在竞选时说了中国许多坏话,外国观察家说中国人听了显得不急不忙,还不忘调侃。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自己的底气和定力,知道如何对付各式人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文章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蛊惑人心的政客,无一例外都是把他们国家遭受的一切磨难归咎于讨厌的外国人,而在特朗普看来这些外国人就是移民,或者是用廉价商品殖民美国市场的中国人。”

现在世界上问题成堆,斯蒂芬·霍金这样杰出的聪明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一文中写道:“此时此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全人类团结协作,我们面临艰巨的环境挑战:气候变化、食品生产、人口过剩、物种灭绝、流行病以及海洋酸化。”

如果再加上政治和社会问题,比如恐怖主义、贫困问题、欧盟前途、亚洲稳定、非洲复兴等等,这个清单还会更长。难道我们不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些紧迫的问题吗?

至于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之争,“金砖国家”概念的发明者、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有一个公允的评论。他说:“中英关系发展中最大的挑战始终为是否承认两国基本政治结构的不同。英国始终应该理解,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需要理解英国是这样的国家。只要双方认识到这一点,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讲得很好,我们在理解这一点上没有困难。正如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相信大多数美国人也一定能够理解这一点。

由于世界经济进入萧条的长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趋缓,但仍处于世界前列。本着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不追求霸权,主张维护和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坚持改革开放,在世界上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在新时期对世界实实在在的贡献。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评论说:“丝绸之路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系。它虽然因殖民中断,如今却应全面复原。目的不是创造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复原——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不干涉单个国家的内政。目的是交流经验而非将一种模式强加给所有人。”

中国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世界人民,这同那些口口声声只讲本国利益的人形成鲜明对照。

现在还有人散布谣言,称中国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了,会威胁别人。请记住,中国发展以自卫为目的国防,是在别国的航母在我国近海游弋之后,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2000年前就总结出了这样的信条:“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强而不霸利天下”,要真正懂得中国,善于同中国打交道,就要先好好理解这句话。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詹得雄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还没看够?扫描识别上方二维码,或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华语智库」或「huayujunshi」,即可获得华语智库每日最新内容推送、参与互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