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理事会近日宣布，日本和欧盟之间倡导在法治与自由公平贸易等多领域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于202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与日欧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肩同行，自2013年3月启动谈判，于2018年7月在东京正式签署。
此后，欧洲议会、理事会等逐步完成批准、表决流程。协定涵盖了政治对话、政策协调、经贸往来、安全防务、科技人文交流等诸多关键领域内容。在政治层面，将强化双边沟通机制，针对全球性议题协调立场，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经贸领域，将破除非关税壁垒，促进双边贸易投资，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共同拓展海外市场；安全防务领域，开展联合训练、情报共享、协同应对危机；科技人文领域，促进学术互动、文化交融、人员往来，为双边关系奠定民意和社会基础。
有分析认为，日本出于军事突破、安全保障、经济拓展与战略谋势等多元动机，全方位推进与欧洲合作，将冲击亚太地区稳定、重塑美欧日三边关系动态、对全球治理带来不可预测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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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多领域推进对欧合作的深层意图
（一）军事领域：寻求突破与扩张
近年来，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升温。2024年7月，日本航空自卫队同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空军举行联合演习，战术编队飞行、空战模拟、空中加油等课目轮番上演，以期增强协同空战能力；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新型潜艇等装备，与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海军于地中海、西太平洋等海域举行联合训练，从海上巡逻、反潜作战到舰艇编队战术机动，全方位磨合战术配合；9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法国陆军部队在日本境内首次举行联合演习，模拟山地作战、城市巷战场景，交流特种作战技巧与步兵战术协同。与此同时，日本同欧洲多国持续推动双边、多边机制化交流。
2024年11月，日本与意大利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后勤保障层面深度捆绑，确保战时或紧急状态下物资、人员、维修服务等能顺畅互通。此前，日本已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建立外长与防长“2+2”会谈机制，定期就防务和地区安全问题交换意见，围绕地缘政治热点、军事战略调整、军备技术合作等议题协调立场。日本还与北约发布新版“安全合作四年计划”，设立机密情报共享专线，将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机制化，构建紧密军事协作网络。2024年11月，日本与欧盟签署“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表明双方在战略与安全层面的合作已迈上新台阶。
日本如此急切地推进与欧洲军事合作，其意图耐人寻味。一方面，日本有意在军事安全领域对标欧洲大国，突破战后体制束缚。长期以来，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格限制日本军事发展，而摆脱这些限制，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是日本一些政客梦寐以求的目标。
岸田执政时期，日本宣布“对标北约”，从2023年开始在5年内将防卫预算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大力投入研发、采购进攻性武器，重点打造以远程导弹、隐身战机为核心的“反击能力”，试图改变被动防御态势。石破政府上台后，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加快推进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斗机计划，觊觎欧洲先进航空技术，同时极力争取参与欧洲下一代无人机项目，力求在未来无人空战领域抢占先机。通过与欧洲军事合作，日本期望国际社会逐步接纳其由“和平国家”向“能战国家”的角色转变，进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扩军备战扫除障碍。
另一方面，日本企图借助欧洲力量提升自身国际军事影响力。在多极化趋势下，日本不甘于仅做美国亚太战略“马前卒”，欲在全球军事舞台崭露头角。与欧洲军事强国联合演训、机制对接，能让日本学习先进作战理念、军事管理经验，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借助欧洲在国际军事舆论场的话语权，日本可以宣扬自身军事“进步”，塑造“可靠军事伙伴”形象，为海外派兵、军事干预等行动铺垫民意基础，在国际军控、维和等议题上也能提升发声分量，逐步实现从军事受制约国家向军事自主、外向型国家蜕变。
（二）安全领域：巩固同盟与对冲风险
日本与欧洲国家不断强化安全机制交流，除“2+2”会谈深入探讨网络安全、反恐、情报共享等安全议题外，还新设诸多专项对话渠道，如网络安全工作组、反恐联合协调中心等。在情报共享方面，从最初的一般性情报交换迈向深度融合，涵盖政治情报、军事动态、极端组织活动、网络威胁情报等领域，借助先进加密技术、大数据分析平台，实现情报实时共享、联合研判，为双方提前预警、精准决策赋能。
联合演训也从军事领域拓展至非传统安全范畴。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跨国犯罪等场景下，日本自卫队与欧洲应急力量模拟联合救援行动，如在地震海啸模拟演练中，双方协同开展搜索救援、医疗救护、物资分发，磨合跨国应急指挥体系；面对网络攻击威胁，日欧组建模拟联合网络战对抗团队，模拟黑客攻击与防御，测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韧性，提升网络攻防能力；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双方执法、情报、军事力量联合开展海上缉私、跨境追逃行动，共享犯罪线索数据库，阻断毒品、走私品、非法移民流通链条。
日本如此着力推进对欧安全合作，核心目的有二。其一，巩固同盟关系网，对冲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日本与一些欧洲国家同为美国盟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阴霾重现，让日欧如履薄冰。美国在贸易、军事安保承诺、全球治理参与等方面政策摇摆，令日本担忧其亚太战略收缩，欧洲则惧怕跨大西洋关系疏离。在此背景下，日本积极充当欧洲干预亚太事务的跳板，与欧洲国家深化多边安全合作，打造“准同盟”体系。双方在军事互援、情报共享、联合威慑方面紧密协作，既为对冲美国战略转向风险，也试图合力“引导”美国回归传统盟友责任，维持全球战略平衡，确保自身利益不受美国单边主义冲击。
其二，引入欧洲势力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近年来，日本周边地缘政治安全形势趋于紧张，与俄罗斯岛屿争端、与韩国历史矛盾叠加，尤其在东亚海洋权益博弈中，日本倍感压力。日本一些政客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妄图在美日同盟基础上，拉拢欧洲国家介入亚太事务，借欧洲第三方势力“制衡”中国，为自身在地区竞争中攫取谈判筹码，在领土争端、海洋划界等问题上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氛围，同时借助欧洲先进安防技术、应急管理经验，强化本土安保体系，提升应对多元威胁韧性。
（三）贸易领域：经济与战略双重考量
贸易领域是日欧合作的“主战场”。在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及“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之后双方将大幅削减关税壁垒，超九成日本出口至欧盟的工业产品、农产品逐步实现零关税，日本汽车、电子零部件、机械装备等优势产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将获得提升，市场份额预计将会显著增长；而欧盟的高端机械、精密仪器、奢侈品、农产品等预计也会在日本迎来热销，双向贸易流将日益畅通。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双方围绕技术标准、认证认可、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同立法、互认互通。
统一汽车排放标准、电子电器安全认证流程，简化企业出口合规成本；强化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打击盗版、侵权，为创新产业合作营造良好生态。投资便利化改革将会促使双向投资激增，欧盟企业加大对日本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投资，日本企业则深耕欧洲绿色技术、高端制造、数字经济领域，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融入欧洲产业集群，拓展产业链全球布局。
日本全力深耕对欧贸易合作，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与战略谋划。从经济维度看，拓展海外市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主因。日本国内市场长期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乏力，急需外部市场驱动。欧洲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之一，消费潜力巨大、产业层次高，是日本企业盈利增长的关键支撑。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贸易政策多变，日本对美出口受阻，欧盟市场成为分散风险的“避风港”，通过强化对日欧自贸规则构建，可以帮助日本在贸易博弈中稳住阵脚，保障经济稳定运行。
从战略层面考量，提升经济话语权、配合地缘政治布局是其深层动机。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重塑之际，日欧携手试图在贸易规则制定上抗衡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以“高标准、严规则”的自贸协定为蓝本，推广自身倡导的数字贸易、环保产业、劳工标准等规则，引领全球经贸规则走向，巩固西方阵营经济主导权；在地缘政治上，贸易合作深化为日欧安全、外交协同注入经济动力，经济相互依存转化为政治互信，使双方在亚太、中东、非洲等地区事务协调立场更有底气，日本借欧洲经济力量强化自身地缘政治存在，为实现其政治大国野心铺垫基石。
二、日欧合作对地区及国际格局的影响
（一）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日欧强化合作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造成显著冲击。随着双方军事互动日益紧密，联合军演、情报共享、防务合作常态化，日本自卫队在欧洲军事技术、战术理念滋养下，作战能力将获得逐步提升，尤其在海空作战、网络战、电子战等领域，新型装备加速列装、作战体系不断优化。这无疑将改变亚太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地区军事生态愈发复杂多元。
以日欧联合海上军演为例，先进舰艇编队、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在西太平洋频繁展开实战化演练，涵盖反潜作战、防空拦截、海上补给等课目，能够极大提升日本海上自卫队远海作战、制海控海能力，从而打破地区原有的海上力量平衡态势。日本还可以借助欧洲军工技术，加速国产先进战机、导弹等武器研发列装，构建攻防兼备军事力量架构，这会进一步纵容其军事野心膨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日欧合作将给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蒙上阴影。日本积极充当欧洲介入亚太的“桥头堡”，与欧洲国家在南海、东海等热点海域联合巡航、抵近侦察，打着“维护航行自由”幌子，行搅乱地区局势之实。欧洲势力渗透将使地区争端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原本双边或多边协商解决的问题，被外部势力政治操弄，和平解决难度陡增。如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此前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联合发表涉南海声明，对中国正常海洋维权行动指手画脚，为菲律宾等国撑腰打气，妄图以国际舆论压力迫使中国让步，迟滞中国海洋发展步伐，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二）对美欧日三边关系的影响
可以预测，日欧合作深入推进，将使美欧日三边关系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日本在三边关系中自主性有所提升。以往，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外交、军事政策多受美国掣肘，充当美国亚太战略的“马前卒”。如今，通过与欧洲建立紧密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在安全、经贸、科技等领域将获得更多合作选项与资源支撑，从而在三边互动中拥有更大周旋空间，其结果就是敢于在部分议题上提出独立主张，不再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
在经贸规则制定领域，日欧携手推进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高标准规则制定，日本借此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在面对美国贸易霸凌时，能联合欧洲制衡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如在美日汽车贸易摩擦中，日本可以借助欧日自贸协定生效契机，拓展欧洲汽车市场份额，降低对美市场依赖，同时与欧洲车企联合研发新能源汽车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对美谈判底气。
另一方面，欧洲在亚太地区借日本“东风”拓展势力范围，必然会引发美国的猜忌。美国虽然乐见盟友在遏制对手时协同发力，但欧洲势力深度介入亚太，将会一定程度上冲击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布局，其担心欧洲与日本“另起炉灶”，削弱自身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此前，美国在日欧合作深化过程中，时而拉拢、时而敲打，一直试图将日欧合作方向与节奏纳入自身战略轨道，维持三边关系“动态平衡”。例如在日欧加强军事合作时，美国一方面鼓励双方在情报共享、联合演训上深化协作，服务于其印太战略威慑体系；另一方面，对日本与欧洲军工企业独立研发高端武器、构建排他性防务合作机制保持警惕，通过军售、技术管控等手段限制日欧军事合作“脱轨”，确保美国军工复合体在盟友军备市场的主导地位，维护三边同盟内部等级秩序。
（三）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在全球治理舞台，日欧合作扮演着复杂且多面的角色，既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注入动力，又在大国博弈棋局中搅起波澜。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日欧凭借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优势，合作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碳减排行动。双方联合投资研发新一代太阳能、风能、氢能技术，共建跨国绿色能源示范项目；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日欧以“气候先锋”姿态协调立场，催促施压各国提高减排目标、完善碳交易等气候金融机制，力推《巴黎协定》落地实施。但与此同时，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多边合作体系层面，日欧合作不乏“小算盘”，暗藏加剧大国竞争隐忧。
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中，日欧试图以双边自贸协定高标准规则为蓝本，推动多边贸易规则向有利于发达经济体方向重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规制等条款，从而增加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难度，维护西方传统贸易优势地位，继而引发南北阵营规则话语权之争。
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日欧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加强联动，将欧洲地缘政治博弈思维引入亚太，鼓吹“印太战略”军事化，推动构建排他性地区安全架构，冲击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合作体系，将会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性。例如，日欧与北约频繁举行跨区域安全对话、联合军演，将网络战、混合战争等概念植入亚太安全语境，挑动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破坏多年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安全生态，最终将使全球安全治理碎片化风险加剧，动摇多边合作的根基。
三、中国的对策建议
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的一系列合作动向，是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多领域复杂互动的缩影。对此，中国既要精准洞察日欧合作背后的利益算计与潜在风险，也要立足自身发展大局，以坚定、灵活、多元策略应对挑战。
（一）加强外交沟通与协调
面对日欧合作带来的复杂局势，中国应强化外交沟通协调，主动出击，积极作为，与日欧分别开展多层次外交对话。其中，在双边层面，利用领导人峰会、外长会谈、战略对话等契机，坦率阐明中方立场主张，就彼此关切的核心问题深入交流。例如，在中日外长会谈中，严肃指出日本与欧洲军事勾连对地区稳定危害，敦促日本恪守和平宪法精神；中欧战略对话时，强调中方愿与欧方在经贸、环保等多领域深化合作，但反对欧方借日欧合作介入亚太、干涉中国内政。
在多边场合，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内，协调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针对日欧在贸易规则、全球治理议题上“抱团”行径，联合发声抵制不合理主张，推动多边合作朝着公平、包容、共赢方向发展，坚决维护国际秩序公正性与开放性。
（二）强化军事防御与战略威慑
在军事层面，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强化军事防御与战略威慑能力。优化军事力量战略布局，依据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加强东部沿海、南海等方向海空力量部署，提升预警探测、防空反导、反潜作战能力。例如，构建多层岛链预警体系，部署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确保能及时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加大对关键军事技术研发投入，推动高端武器装备列装，像加快新型航母、隐身战机、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服役，以强大实力塑造态势，让潜在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此外，适度开展军事外交，邀请周边国家、友好国家观摩军事演习、参与联合训练，展示捍卫主权决心与和平诚意，增进军事互信，管控误判风险，在国际舆论场赢得主动，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三）深化经济合作与开放
在经济领域，中国要坚定不移深化开放，拓展对外经济合作空间。持续推进与日欧经贸合作，挖掘贸易投资潜力，在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企业联合研发、技术转移转化；积极参与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与推进进程，以开放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高端环节，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此外，降低对单一经济体贸易依赖，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往来，优化贸易结构，分散外部风险。例如，加大对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助力当地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与回旋余地。
（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应担当作为，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议题上，主动牵头或深度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分享中国经验、技术与资金。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持续推进节能减排行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援助，助力全球绿色转型；联合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在世贸组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调整等进程中，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引领全球南方阵营，合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