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又发生街头政治,独联体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朱长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俄罗斯的反对派不甘寂寞,又纷纷搞起了街头政治。10月7日,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65岁生日当天,俄罗斯博主、当局最大反对派纳瓦利内的支持者在全国数十座城市举行抗议集会,高呼“俄罗斯必会自由”“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等口号,声援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

俄罗斯反对派的抗议活动,背后都有西方的影子。以反腐、反独裁、要民主等借口,挑动群众,走上街头,企图推翻当局,夺取权力,这是西方“颜色革命”的传统做法。对反对派的街头政治,俄罗斯有自己的应对办法:抓捕带头闹事者。

苏联长期以来就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点。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又成为西方“颜色革命”的试验田与重灾区,以此推翻不合西方意愿的政权,在这方面,西方有成有败。独联体国家在应对西方“颜色革命”方面也是既有教训又有经验。

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与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关系。

一是经济不振、为政不廉是催生“颜色革命”的沃土。2005年3月,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中,执掌政权15年的阿卡耶夫因腐败、未能处理好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在反对派冲击下失去国内局势控制,秘密出走;巴基耶夫依靠发动“郁金香革命”登上总统宝座后,背叛了竞选中许下的诺言:惩治腐败,改善人民生活。5年过后,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提高,自己也搞起了家族式的腐败,吉社会中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南北对立加重。民不聊生、为政不廉使巴基耶夫当局民心尽失,失去政权。

乌克兰两次发生“颜色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因严重贪污、影响选民和直接进行选举舞弊所导致的在乌克兰全国发生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根源还离不开民生。2014年西方在乌克兰赤裸裸推动的“颜色革命”使其政权发生更迭,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逃亡俄罗斯,乌克兰新政权随即宣布退出独联体。纵观乌克兰的两次“颜色革命”,其因由也都与民生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放眼其他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也概莫能外,同民生与腐败息息相关。

二是媒体舆论是“颜色革命”的助推器。媒体舆论一直就是西方国家争取的重要对象和占居的重要阵地,成为其推行颜色革命的帮凶和工具。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它在美化反对派、丑化亚努科维奇问题上功不可没。2014年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又充当了急先锋。媒体是领导基辅独立广场示威活动的反对派,进行发动闹事、动员募捐、鼓动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国家也依靠强大的媒体资源,垄断了话语权,形成处处向着反对派讲话、对乌当局极为不利的一面倒的舆论氛围,出现当局的声音几近湮没、事实真相完全被颠倒的现象。在对乌克兰媒体的工作上,西方动手早、本钱下得大,投入巨资多人次、多批次培训、塑造乌克兰的媒体人(美国的“乌克兰媒体”项目成立以来共制作了270个电视节目和1220个专题广播节目,对3700多名媒体人进行了培训),形成了一个既有传统媒体、又有新媒体参与的“对自己的国家展开信息战的媒体人”网络,西方“一旦有需要就可以对乌克兰政局施加非直接的有效影响”。相对于西方与反对派,亚努科维奇当局则显得疲软乏力、相形见绌。因此,了解掌握舆情、正确引导舆论、有效管控媒体、掌握话语权是规避、化解执政风险与危机的有效手段。

俄罗斯及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应对“颜色革命”有经验也有教训:

一是必须区别对待不同组织、人群。一些社会组织、群体既可成为“颜色革命”主体、参与者,又可成为“绊脚石”,“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在于如何策略对待。

非政府组织与“第五纵队”是必须重点约束、打击的对象。依法约束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俄罗斯高举法律的武器,严密监控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俄活动。继颁布《社会团体法》后,又陆续出台了《外国代理人法》和《不受欢迎组织法》,并不断修订完善,严格执行,规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严厉打击“第五纵队”。成功的“颜色革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第五纵队”是内应,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青年是必须重点争取的社会稳定力量。青年人作为社会中最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群体,接受新信息快、充满正义,但又最容易轻信、盲从,甚至被利用。在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国家中,青年人是生力军,也是点燃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的火种。对此,面临“颜色革命”威胁的俄罗斯十分重视青年的工作。一是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特别是在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教育和反颜色革命教育,在大学里举办以青年学生对国家和社会责任为主题的讲座等活动,禁止政党在学校活动,确保官方政策在学校顺利推行。二是成立拥护政府的青年组织。由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主要吸收18—22岁的青年参加,重点是大学生,总人数已发展到数十万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防止俄成为“颜色革命”的下一个受害者。三是重建“少先队”。成立“俄罗斯学生运动”,落实国家对青少年的培养政策,以俄价值观为基础,帮助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知识精英、意见领袖是必须时刻“关注”的群体。这些人是社会情绪、风尚、舆论的引领力量,既可发挥破坏性作用、又可行使建设功能。俄罗斯的做法是成立联邦社会院,广纳社会各界精英贤达,为政府建言献策,寻求政府与公民和谐相处、共同治理社会的有效途径。

弱势群体是必须关心的目标。弱势群体是反对派广场运动、街头政治煽动的对象、利用的目标,也是运动成功的基础力量。失去弱势群体的支持,“颜色革命”就难以成功。

二是预防在先、及时出手应对得当可争取斗争主动。针对日益逼近的“颜色革命”的威胁,俄罗斯还主动出击,在国家杜马成立专门机构,寻找“颜色革命”解毒药,研究巩固俄在后苏联地区地位的方式。独联体国家应对“颜色革命”的经验还表明,一旦发现苗头,及时出手,采取断然措施,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迟滞“颜色革命”发生,为杜绝“颜色革命”争取时间。

最典型的例子是,“牛仔布色革命”前夕,白俄罗斯即对渗透入境的波兰及乌克兰地下工作者大举逮捕及驱逐。关键时刻应对得当也可赢得先机。2005年哈萨克斯坦大选时形势非常紧张,当时国内反对派实力很强,也想搞以黄色为标志的“黄色革命”。但哈萨克斯坦当局很聪明,马上将其竞选标志全部换成黄色,黄旗、黄围巾、黄衣服都用上了。如果反对派也穿黄色出去,民众就以为他们在支持大选。哈政府还通过维持秩序,控制所有室内场馆,通过在电视上不断宣传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发生“颜色革命”后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政客们的明争暗斗等,使老百姓看到这些宣传资料后不赞成“颜色革命”,甚至反对派后来也不赞成“颜色革命”了,也就成功地阻止了“颜色革命”。

三是军队是维护政权安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能否最终阻止“颜色革命”,军队的态度与作用是关键。吉尔吉斯与乌克兰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都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国家,无视国情、军情,盲目移植西方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观点,其军队在涉及国家政权安危的重大问题上,机械简单并顽固地坚持“军队中立化”,致使政权易主,国家动荡、人民蒙难。吉尔吉斯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动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郁金香革命”期间,甚至在涉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阿卡耶夫总统都不敢宣布紧急状态、不敢动用军队维护社会稳定。军方也以不“参加政党和表示支持某个政党的活动”为由,保持中立。至今回想起来,阿卡耶夫都追悔莫及,对没有重视巩固权力体系特别是加强护法机构、没有实行紧急状态而深深自责。乌克兰军队在“橙色革命”中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当内政部长下令调集警察驱逐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示威活动时,乌克兰军队情报机关领导人打电话给内政部长,要求撤回维稳部队,最后内政部让步。2014年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乌克兰军队在政权岌岌可危、社会动荡、国家走向分裂的情况下,仍以“不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为由袖手旁观、无所作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独联体国家应对西方“颜色革命”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提供警示,从而以更清醒的头脑与认识,更坚决有力的措施,防范与抵御“颜色革命”,重击境内外一切敌对势力,有效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进而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朱长生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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