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大变局 坚定从容走向未来—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

詹得雄

新华社高级编辑,曾任新华社《参考消息》常务副总编、参编部副主任、新华社新德里分社社长

21世纪是个过渡的世纪,旧的许多东西失灵了,而新的东西还远未成型,人类面临又一次历史大变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大变局中脱颖而出,蓄势待发,有望茁壮成长,从而把目前这种乱局引向美好的未来。

要牢记的是,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中国来说,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急躁不得。既要坚定,又要从容,既要看到机遇,又要看到风险,用中国智慧融合外来文明,与世界人民一起走向理想的彼岸,那里没有赢者,也没有输者。

 

新旧交替是大家都在思考的大问题


普京最近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年会上说:“现在在世界体系中争夺一席之地的竞争越来越发激烈。而且过去的许多全球化治理、克服冲突和矛盾的方案已不再适用,经常没有作用,而新办法尚未研究出来。”

英国前内阁大臣施蒂·瓦德拉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于水涨船高(指普惠全社会——作者注)的基本承诺已经破灭。”她还说,现在需要“一个更好的模式”。

深感印度“议而难决”困局的印度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姆里蒂乌乔伊·莫汉蒂在最近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程序重视一致性。我们不会采用这种形式,也无法很好地理解。但这并非是否定这种形式的理由。”“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继续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看待中国,那么,我们是在欺骗自己。”

印尼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说:“总体看,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正在走下坡路,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正在崛起,这是历史大趋势。”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最近对记者说:“中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美国人、英国人,认为中国要到达的‘彼岸’应该是美国、英国。但他们错了,事实上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全世界都在。”

除旧布新,推陈出新,不断变革,这是时代的大潮流。改革生,守旧死,大家都意识到了,但不大明白的是应该怎么改。

 

当前乱局可归纳为九个“太”


不妨先看看现象。一方面,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另一方面,经济疲软、民粹主义,难民潮、网络恐怖、环境恶化、超级细菌……这些都使身处和平环境中的我们难以安心生活。放眼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九个“太”。

第一是美国太霸道

这一点,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痛切的体会。特朗普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他首要考虑的还是“美国第一”。然而,这种霸权现在很难维持下去,世界上有许多矛盾和问题,并不是美国说了就算,相信“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的人越来越少,不听美国话的人越来越多。美国人说,没了美国霸权世界就乱了,真的吗?

第二是欧洲太“理想化” 

到过欧洲的人,都赞叹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检查站,多么顺畅。西欧曾领导世界。他们倡导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了新鲜空气。但是“自由、平等、博爱”有两面性,资产阶级从国王和教皇那里争自由,却给无产阶级套上枷锁。启蒙运动的子孙生来就有“道德高尚”的优越感,自以为有权居高临下地去摆布亚非拉的“迷途羔羊”,对当年殖民主义的血腥佯装作不知。今天的欧洲,一方面内部“太自由”,另一方面面临亚非拉的“讨债”,日子很不好过。近日,一份由十位欧洲权威学者联署的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巴黎声明》声称:“虚假的欧洲正在威胁着我们”。

第三是俄罗斯曾“太相信美国”

普京在今年的瓦尔代会议上说:“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信任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俄罗斯老百姓现在仍心有余悸,他们被高扬民主大旗的美国坑苦了,苦到饿死很多人的地步。他们又怀念起斯大林。今天美国人指责普京“反美”,也不想想这是怎么造成的。

第四是伊斯兰教世界太迷茫

上世纪50年代很多伊斯兰国家独立了,不少国家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议会民主,实际上还是强人治国,或者保持君王制。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即使很多国家有石油,但离现代化还很远。保守的宗教领袖幻想回到古代哈里发社会,以此抵挡西方文化的侵蚀。恐怖主义是利用百姓不满的极端行为,也是对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报复。但恐怖主义是一条死路,穆斯林世界到底该如何与世界同步前进,他们很迷茫。

第五是日本太小心眼

日本精英还沉浸在“光荣历史”之中:他们是第一个打败白种人的黄种人(日俄战争)。他们对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为万般抵赖,总想保持祖先的“光荣业绩”,以这种“自豪”来教育后代,以准备日本未来的新的辉煌。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危险的,他们缺乏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谋未来的眼界和心胸。最近神户钢厂造假已戳破了日本优秀的神话。

第六是印度太自以为是

印度独立后就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总觉得有资格同美国、中国平起平坐,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印度是个历史负担很重而又一举成为实行西方议会民主的国家,这种“夹生饭”成了前进的障碍,但赢得了西方的掌声。莫迪以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凝聚人心,却激化了同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的矛盾,为了吃不吃牛肉而纷争不断。印度要学中国,却没有中国的执行力,喊了很多口号,难以落实。

第七是拉美太乱

乱的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这是一片移民的国土,汇集了全世界的文化,又最早移植了西方议会民主。人民热情浪漫,但缺乏实干苦干精神。他们在左与右之间摆来摆去,找不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理制度和方式。

第八是非洲太穷

非洲近些年有进步,但不稳定。西方曾欢呼“连非洲都实现西方民主了……”,结果是乱象丛生,恐怖主义猖獗。北非的“民主之春”并未带来春天,反而更加纷乱。非洲的当务之急是要有稳定的政府来发展经济,这在不少国家还是奢望。

上面的八种“太”都是在国家治理上出了问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找不到适合的制度与政策。

第九是中国太了不起

回顾中国建国后的68年,既没有全盘苏化,也没有全盘西化,坚定不多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自己的路,才有了今天的辉煌。说中国了不起,是事实,并非虚夸。西方舆论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探究原因时瑞士《新苏黎世时报》网站10月28日的署名文章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个快速变化的制度。它无与伦比地混合了市场经济商业思想和用马列主义组织起来的统一政党。”这是他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影响历史潮流的四个主义正在演变中


恩格斯晚年提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论”,大概意思是:正是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发展过程、历史事变以及出现特殊人物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推动了社会历史前进。也就是说除经济因素外,还包括其它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有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目前从宏观来看,存在着四个主义,三个已充分或较充分展现,一个还在萌芽状态,它们的演变影响着历史进程。下面略加论述。

1、资本主义陷入后期困境,不知如何改革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这是连他们自己也不否认的。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话来说,西方从2007年以来进入了“新平庸”。用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终点,淘汰它的正是自己。他警告说,卡尔·马克思“要来报仇了”。

资本主义先蕴酿了约200年,继而奋斗和扩张了约200年,到1917年,人类开天辟地第一回由无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开始尝试一条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的道路,那就是苏联的道路。苏联的出现,迫使西方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血汗资本主义已行不通。

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因内外原因衰落,而西方遇到了滞胀,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国家政策。一个重大变化是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化阶段。说白了,就是不靠辛苦做实业赚钱,而是靠金融投机赚钱。只有极少数人暴富,而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生活下降,加剧了社会矛盾。

现在的问题是,愤怒很自然,批判也容易,但究竟该怎么改革则不知道。特朗普是大叫要改革的,但上台近一年,用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是:“奥巴马建,我来拆,大家擦屁股。”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2日的文章《英国商界领袖对资本主义现状提出批评》说:金融科技创业者、资产管理者和银行家都主张“重启”或“进化资本主义”,从而让其适应现代世界。

资本主义能进化吗?还是应该摧毁?这是一个经典问题。有人形容说,现在资本主义从西坡爬山,社会主义从东坡爬山,最后爬到山顶,走到一块去了。会这样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走自己的路,天天要同资本主义打交道。我们的思路是合作共赢,对方能呼应吗?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方面。

2、社会主义正在走出低潮

苏联90年代初瓦解,标志着社会主义落入低潮,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幸亏中国有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挺得住,要大家冷静观察,站稳脚跟,韬光养晦……。他要求大家不是站着不动,而是要改革,这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时西方兴高采烈,欢迎中国改革,但内心的算盘是:只要中国搞市场经济,一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兴起,中国在政治上一定会“融入世界(实际是西方)主流”。但他们失望了。美国的所谓“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就是认定恐怖主义不是主要危险,中国才是!一些西方精英批评政府犯了“战略错误”。

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在中共十九大开会期间写了一篇题为《中共已经成熟壮大,西方该醒醒了》的文章,他写道:“共产党本身是此次大会的明星”“它表明中共已经成熟壮大,不但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球舞台上。”

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一个幽灵便随之出现,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痛恨它,多少次宣布它已死亡,但它总是顽强地活在许多人的心里。道理很简单,只要有剥削和压迫,就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和思想。每当资本主义日子不好过了,马克思“就要来报仇了”。

在冷战年代,社会主义已被妖魔化,在西方政治高压下,西方很多人都恨或怕社会主义。但苏联瓦解后,西方的日子不好过了(若问原因得请教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经历过冷战的西方年轻人,特别是生活不好过的年轻人认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个大概念,可以包括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

3、伊斯兰主义在社会激烈变化中艰难探索

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说法,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许问一问十几亿穆斯林在想什么,更能接近他们真正的信仰和追求。西方殖民主义对他们的统治有双重压迫:既有政治和经济的压迫,又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压迫。当信仰基督教的殖民主义者对他们颐指气使时,他们不能不怀念中世纪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

18世纪穆斯林兄弟会就已活跃,但他们一直掌握不了政权。到上世纪70年代,激进的青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便拿起了武器,他们信仰萨拉菲主义者——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小众——的思想,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事后的发展令美国大吃一惊。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恐怖主义大行其道,集中表现为“伊斯兰国”的一时嚣张。现在

“伊斯兰国”行将就木,但其思想影响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只要穆斯林感到愤怒——原因从宗教、政治、经济到文化都有——这种思想就会有市场。

近来有两个动向引起注意,一个是,虽然依然是政教合一的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有了世俗主义的倾向,并且有西方议会民主的影子。有学者称伊朗是“中东的试验室”,“务实已经战胜了理想”。

另一个动向来自属于逊尼派穆斯林的沙特,32岁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0月24日在利雅得举行的一个国际经济论坛上说:“我们想要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一种我们的宗教转化为宽容和仁慈传统的生活。”他在会上宣布要在红海之滨投资5000亿美元建特大城市以吸引国际投资者。这是否意味着从极端主义转向温和主义的转折点,事关重大,值得密切关注。

4、新人文主义刚露萌芽

人们都在日常生活中奔忙,上班下班,扶老育幼,期盼生活改善……,很少有时间抬起头来望望星空,想想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1959年英国科学家C·P·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论”,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体”,一批人是科学家,一批人是艺术家,他们各忙各的,很少互相携手来思考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编者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规模的杀戮、种族灭绝以及核战争威胁。很难说20世纪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人类是带着一大堆问题进入新世纪的,时代呼唤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政治思想。

21世纪以2001年“9.11”开篇,接着是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等,随之而起的是“伊斯兰国”,它故意传播的砍头血腥场面令人不寒而栗。

与此同时,科技正以出人意料的步伐迅猛奔跑,快得让人目不暇接。它带来了福利,也带来了危险。普京10月21日在会见世界青年大学生联欢节的代表时谈到了基因工程危险的一面,他强调说:“人类可能很快将进入重要而复杂的发展阶段。我现在所说的事情可能比核弹还要可怕。”“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应该忘记道德准则。我们要做有益之事,让人类变得更强,而不是毁灭人类。”

是的,现在人类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整体毁灭的可能性。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难道人类还要沉迷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而不能自拔吗?共同的威胁意味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呼唤一种世界性的新的人文主义。最早觉悟的总是少数人,就像老子那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遣是非与世俗处”那样高冷,但正确的思想一定会深入广大群众之心,蔚然成风,从而引导世界走向安全、和谐、幸福的彼岸。

综观全球,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在这方面奏出的最强音,是医治人类忧患不安的心灵沉疴、反思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清醒剂和指南针。新人文主义还是萌芽,中国带了个头,需要引导世界跟进。

以上四个主义的演变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几点想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今的现实,就是我们的新起点。以下几点想法仅供参考:

1、由于交通越来越快捷,地球越来越小,世界早已是一个整体。只要是一个集体,总会有一个头,近代先是英国,现在是美国,这是由软、硬实力决定的,不是选举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头就在那里。有这个头比没有这个头好,这个头提供的公共产品维持了一种秩序。

2、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这个头的软、硬实力都在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盛极必衰这个哲学规律所决定的。中国的软、硬实力近几十年发展很快,但还没有资格当头,我们也没有这个愿望,当头很费钱,也不好当,所以还是让美国当好。中美关系和为贵,同美国打交道,要有长远眼光,要吃小亏占大便宜。中国强则天下安,中美和则天下宁。

3、以往的霸主都是以占别人的便宜为国策。我们身处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当然也是要赢利的,但主张双赢和多赢,多做生意,多交朋友,让大家都富起来。笔者曾在九十年代写过一句话:如果世界上只有七个富国,成了贫穷世界中的孤岛,他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这两年的难民潮,就打破了富国的美梦。

4、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就是希望最终大家都亲如一家。在纷争不断的今天看来,似乎是个乌托邦。但若不以这个为理想,不以这个指导我们处理具体的纷争,那就会目光短浅,陷在具体的矛盾中跳不出来。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就是近代倡导的共产主义。

5、近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血汗资本主义(包括近年的新自由主义)行不通,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也行不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探索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处理好合理分配的大课题。中国的优势是有一个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党领导一切,有充分的权威和理性进行调节,这比西方议会里各种利益集团争吵不休要优越很多。

6、从罗马帝国开始,一个强国的衰亡主要是两条:一是内部腐败;二是手伸得太长。腐败,不仅是官员的腐败,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的糜烂。手伸得太长就是无限扩张,招来越来越多的反抗。这两条教训千古不易,屡试不爽。近几十年来,赤遍全球失败了,“民主”化全球也失败了。各国的事情还是要各国自己来办,别人只能帮一把。

7、几千年来,人类先是靠体力打猎耕种,后来靠风力、水力、蒸气和电力提高生产力,现在主要靠智力,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无情地淘汰失败者。抓好教育和科技是立国之本,欣慰的是中华民族有智力优势,要用各种政策把这种智力充分发挥出来。

8、西方富强后便忽悠全世界,说民主决定一切,以民主为借口任意摆弄别的国家。读读历史就知道,推动历史一靠生产力;二在矛盾激化时靠暴力。没有暴力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休谈民主。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过去不远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有些人中了“全盘西化”的邪,要不是中央领导和大多数人民清醒,苏联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这场斗争是长期的,不可掉以经心。

9、改造社会是个系统工程。近代西方强起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并掌权、建制,以及工业革命。历史不能类比,但重视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三大要务,而保证这种建设的是强大的军队,一支坚决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保障一切的基石,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詹得雄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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